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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降临，我揿亮台灯，一缕缕温柔的灯火洒在稿笺上，我抬头望着明月浩浩的夜空，就会想起那已经很遥远的灯光……
那灯光离开我四十年了。那是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和成千上万的青年一样，满怀报效祖国之情，穿上军装奔赴南海前哨——万山群岛，万山群岛有数不清的小岛，就像无数颗珍珠洒在蓝色绸缎般的大海上，闪闪发光。我们连队驻扎在一座叫“蜘蛛”的小岛上，除了军训、守卫海边外，主要任务是修筑坑道工事。
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那时，诗人贺敬之、郭小川、李瑛、张永枚、韩笑、柯原等是我崇拜的偶像。我暗暗发誓要当一名诗人。为了写诗，我不得不暂时放弃画画，因为海岛生活很艰苦，画画没有条件，而写诗只要一个本子和一支笔就够了。白天，劳动强度很大，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我们只穿一条裤衩光着身子抡大捶、扛大石头、背水泥、抬钢筋、双手垒满了血泡，皮肤晒脱了一层又一层，汗水像大雨一样从头上、身上不停地往下淌，灌满了军鞋，脚趾都被汗水沤烂了。到了晚上，浑身像散了架，身上没有一个部位属于我，我唯一感到的是心脏还在跳动，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这些刚入伍的青年学生承受着一生中最艰苦的锻炼，也经历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写诗，当一名诗人，用诗歌唱火热的生活，用诗抒发战士的革命情怀。于是，我便在工间休息时，或坐在石头上，或靠在崖壁上，或蹲在坑道口，在本子上记下点点滴滴的感受，这哪里是诗句啊，这分明就是点点滴滴的心血。
熄灯号吹响了。整个小岛开始在号声中沉睡，连大海的波涛也发出了均匀的鼾声。我们一个排近四十人住在一间大茅草棚里，为了看书写作，经指导员同意后，我在茅屋的支架上，然后点燃自制的小小油灯。这是一盏怎样的油灯啊，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么简陋的油灯了。平日，我把炊事班炒菜用过的油角子一点一点的积攒起来装在小小墨水瓶里，用擦过枪的废纱布做成灯芯，再找来一只罐头铁盒，在一侧挖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孔，然后把铁盒罩在油灯上，灯光便从小孔里射出来。这样既不会影响别人，也不会被风吹熄。灯光，一束多么微弱的灯光，可又是多么宝贵的灯光啊。我就在这样的灯光下写作。可是我握锤的手已经僵硬，笔在手上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不听使唤，写字的时候，手一直发抖，每一笔一划都是咬着牙写下去的，字写得东倒西歪，像外文，只有我认得。此时，战友的鼾声一阵又一阵从我身后包围过来。这是多么香甜的鼾声，它强烈地诱惑着我。我困极了，一个接一个地打呵欠，心里说：睡吧、睡吧，还有明天呢！可这时，头脑里就亮起一道闪电：你呀你呀，你还想有出息吗？你还想当诗人吗？如果想，你就得坚持写下去，忍耐下去。灯光在我面前忽闪忽闪的，它的生命虽然微弱，但是很顽强，难道我还不如一盏油灯吗？于是我写下去，写下去。记得小时候，我就在一盏油灯下做作业，妈妈从在一边做着针线活，有妈妈在身边，我感到好温暖，感到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我。然而，现在妈妈在哪里呢？忽闪忽闪的灯光好像是妈妈在对我说，林呀，有我在你身边，你写吧。于是我咬牙写下去，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孤独。灯光啊，你就是我的妈妈。
一天半夜，台风突然来了。我们来不及躲进山洞，在连长的指挥下，我们迅速趴在地上，紧闭双眼，把额头紧贴着地面，一动不动。凶猛的台风刮得天昏地暗，南海的波涛如狂狮扑向小岛，我们的茅屋被卷进了大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得无影无踪。飞沙走石打在身上好疼好疼。三个小时过去了，台风才收起尾巴撤走了。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才发现，在我胸前用双手紧紧抱着的竟是我那盏亲爱的小小油灯！
后来小小油灯不能再用了，因为小桌子被卷进了大海，因为灯油很难弄到，因为灯光影响别人……我又想了一个办法，从大陆买来一支小电筒，用嘴含着电筒的尾端，把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头和全身，不让电光泄露出去，每次写完一首诗，全身就会被汗水浸透。我每个月九元的津贴费多半是买了电池，写诗，成了我生命的第一需要。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春天，我的处女作《送军函》在《南方日报》上发表。接下来，我的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军内外的报刊上。再后来，我被送到广州军区文艺创作讲习所学习我终于见到了我渴望见到的诗人们。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我始终带着灯光给我的信念和意志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无论一生有多少变化，也无论生活和工作如何繁忙，我一直坚持写作。因为，在遥远的地方，有一盏似油灯的眼睛总在注视着我，我深深地怀念它，珍惜它，感激它，是它给了我人生的目标和理想，是它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勇气。三十八年来，我出版了九部诗集，荣获四十多次文学奖项。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遥远的灯光啊，是你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你永远是我的生命之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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